北平网讯：来自法制晚报·看法新闻（记者 岳三猛）4月28日的公开消息，安徽省蚌埠市纪委副书记、市监委副主任赵明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。
看法新闻记者注意到，此人应是全国首个落马的地级市监委副主任。而就在2018年2月，他还坐在台上，通报了蚌埠党政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相关情况。
2016年9月，赵明伟担任蚌埠市纪委副书记，今年1月添新职，即蚌埠市监委副主任。看法新闻记者查看蚌埠市纪委监委官网发现，此人的纪委副书记、监委副主任职务均排第三位。今年2月7日，2017年蚌埠市党政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闻通气会召开，赵明伟出席并通报相关情况。在谈到今年工作时，他表示，2018年是纪委监委合署办公、全面履行职责的起步之年，将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，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。
不成想，话音落了仅仅两个月，当初说此话的人就黯然倒下了。
笔者看到这则消息后，立即想到了西汉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，汉武帝（公元前140—公元前87年），作为一代英主，他一方面建立了辉煌的功业，一方面也给当时的社会带来深重的灾难，使国家和百姓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。正如司马光所评论的：“孝武穷奢极欲，繁刑重敛，内侈宫室，外事四夷，信惑神怪，巡游无度，使百姓疲敝，起为盗贼。”认为他与秦始皇相差无几。
汉武帝时期官场的腐败表现在许多方面，贪官们把其触角伸向任何能够伸去的地方。
首先是侵吞土地。因为土地是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，是财富的象征。以武帝为首的封建国家将土地视为私产，随意征用。为扩修上林苑，他不惜挖掘百姓的坟墓，拆毁人家的房舍。大小贵族官吏，利用手中的特权，以强取、贱买等手段，千方百计侵吞百姓的土地，强占国家的土地，也抢夺失势贵族官僚的土地。如丞相田蚡就有大量来历不明的肥沃土地。为了扩大宅地，他甚至打算侵占官府考工的地盘，连汉武帝也看不过去，痛斥他“何不遂取武库？”
贵族、官僚在侵吞无权无势百姓田宅的同时，还利用管理国有土地的机会，上下其手，内外勾结，代公为私，索贿受贿。如李蔡任丞相时，就借一次朝廷赐予百官墓田的机会，贪污土地出卖谋利，得钱四十万，事发后自杀。
其次，官场行贿受贿之风愈演愈烈。如太尉田蚡一时权倾朝野，贿赂络绎而至，他照收不误。韩安国因对匈奴战争的失误而免官后，以五百金贿赂田蚡，结果被重新起用，先任北地都尉，后任大司农，成为中二千石的高官。大行王恢因与匈奴对战马邑失利，汉武帝准备严惩。他于是以千金向田蚡行贿，希冀通过他向武帝说情，以免死罪。因为田蚡对音乐、狗马、田宅特别钟爱，行贿者于是投其所好，一时间献到他府上的“金玉狗马玩好不可胜数”。投桃报李，田蚡也卖力为行贿者谋取官位和其他好处，不少人经他之手得到高官，有的一夜之间升到二千石。后来汉武帝也发现此人胆大妄为，最终因收受诸侯贿赂和致齐王自杀而遭诛。
最后是司法腐败越来越严重。汉武帝任用张汤、赵禹修改增删过的法律繁密苛酷，“文书盈于几阁，典者不能遍睹”，于是执法者可以随意引用解释法律条文，根据关系与行贿多少量刑判案，“所欲活则傅生议，所欲陷则予死比”，如此一来，必然是“罪同而论异”，罪重得释与罪轻冤死者不在少数。一批人数众多的酷吏走上执法岗位，他们“不循三尺法，专以人主意旨为狱”，视法律为儿戏，随心所欲地行事。汉武帝最信任的两位执法大臣张汤与杜周，是酷吏中的两个典型代表，他们治狱专以汉武帝眼目行事。张汤对待罪犯的原则是：武帝意欲重判的，交给苛酷之吏审理。武帝意欲轻释者，则交给轻平之吏审理。杜周对待罪犯的原则是：武帝意欲排拒者，则加以诬陷。武帝意欲释放者，则先关押起来，待机寻找为之开释的理由。如此执法办案，贪赃之事必然司空见惯，一些执法之吏也就迅速暴富。
其中典型的是杜周，此人初为廷史时，仅有一匹身有残疾的老马，后来长期担任廷尉、御史大夫，晚年“家赀累数巨万”，其中恐不少是赃款。
司法腐败的最大受害者是一般百姓，汉武帝后期乡村农民起事此起彼伏，显然与执法官吏的贪赃枉法和滥刑滥杀有关。军官们侵吞战争物资，克扣军饷，刻剥士卒。由于武帝连年对外用兵，军需物资数额庞大，战争造成了军官势力的膨胀，也为他们的贪污创造了条件。卫青、霍去病、李广利等人就是通过克扣军饷，侵吞军用物资和虚报军功请赏而富极人臣。如李广利率近十万大军和三万匹战马出征大宛，虽勉强获胜，但损失惨重，生还的士卒仅万余人，战马千余匹。其所以如此，主要原因是“将吏贪，多不爱士卒，侵牟之，以此物故众”。
由于无孔不入的贪污腐败严重腐蚀了官僚队伍，恶化了官民关系，毒化了社会风气，动摇汉武帝的统治基础。最终迫使汉武帝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，加大反贪力度。为了改变官吏中武力功臣及其后裔较多的问题，武帝下令推行察举选官制度，令郡国守相、二千石以通晓儒家经典为标准，每年举孝、廉各一人于朝廷，经考试后任官。这些人出身相对贫寒，但文化素质较高，他们跻入仕途，改变了官吏队伍的成分，提高了官吏队伍的整体素质，对遏制腐败起了一定的作用。他们之中，出了公孙弘、董仲舒、倪宽等一批廉洁奉公的好官。与此同时，汉武帝设十三部刺史，加大监察力度，鼓励吏民越级上书，诣阙言事，从制度上保证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时刻处于监督之下，使腐败能够被较早发现和惩治。而一旦发现贪污、受贿、枉法的官吏，则予以重法惩治，即使皇亲国戚，高官显贵，一律严惩不贷。公孙弘以后的丞相李蔡、庄青翟、赵周、公孙贺、刘屈氂等，大多因贪贿之事而遭诛。
为了反贪，武帝不惜任用一批酷吏，以法外的酷烈手段对付贪残之吏，使之付出血的代价。在加大反贪力度的同时，武帝还有意识地表彰廉吏，公孙弘、赵禹、尹齐等一批公正执法，廉洁自律的官员得到好评，被树为百官的表率。通过以上措施，加上其他政策的配合，到武帝晚年，贪污腐败之风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，已经激化的社会和阶级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，动荡的局面又趋向稳定。
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，我们“有过风，历过雨，曾爱过，也恨过......”但不管怎么说，历史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的，十八大以来，中国社会不断呈现出新的发展样式和新的进步姿态。最令人醒目的莫过于“打虎拍蝇”的习式反腐行动。随着一大批“老虎”的相继落马，无疑是党中央从严治党坚强决心的最大彰显，是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斗争的重大胜利，是中纪委用铁的纪律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的尊严。
新成立的蚌埠市监委副主任赵明伟的落马，更是体现了中央铁腕反腐的决心和信心。
中国为何强力反腐？习近平为何“打虎拍蝇”？原因很简单，腐败是人民之敌、政权之敌。人民最痛恨腐败，腐败最威胁政权稳定。
深受中国传统古籍影响的习近平，熟谙历史上的治国经验和治理智慧。“政之所兴，在顺民心；政之所废，在逆民心”、“兴天下同利，除天下同害，天下归之”等古语，无不阐释着“得民心者得天下”的历史经验。
“民无信不立”。当前，民众流失的信任主因在于政府等系统的腐败。反腐“上不封顶”“没有铁帽子王”，有一起查处一起，不留任何情面，就是怕得罪中国十三亿老百姓，失去他们的信任。调查显示，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反腐为中国共产党挽回了宝贵的人民信任。这也是他作为领导人的政治责任和历史担当。（素材来源法制晚报、人民网、海外网一并致谢！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