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说，中关村是改革开放的创新样本，中关村的文化是各地不同的文化融入北京文化，并最终汇聚成了改革开放的洪流。
北京如果没有中关村，它也许就是一座地域化的城市，因为中关村的文化代表了改革开放，改革开放使北京焕发出了前所未见的文化力量。
在中关村创业初期，那些创业者之所以能在新的环境中扎根并顽强发展起来，原因是一样的：他们身上爆发出一种将文化力量和人格力量融为一体的精神。 ——宁肯
“中关村第一人”陈春先
我不能想象，北京如果没有中关村会是什么样。
北京如果没有中关村，它也许就是一座地域化的城市，因为中关村的文化代表了改革开放，改革开放使北京焕发出了前所未见的文化力量。
我们先来说说中关村的来龙去脉。有人把中关村称作“中国的硅谷”。就像中国农村的改革开放是从安徽小岗村开始的，中关村也是一样，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创新样本。
我讲的第一个故事是陈春先的故事。
陈春先被称为“中关村第一人”。1978年，中国物理代表团访问美国，代表团成员一共4个人，其中就有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的核聚变专家陈春先。
访问美国期间，给陈春先留下最深刻印象的，不是实验室，不是高楼大厦，不是满街的汽车，而是美国科技研发的巨大能量。陈春先注意到，托卡马克是一种利用磁约束来实现受控核聚变的装置，这原来是由苏联科学家研制成功的，但美国科学家只用了几个月时间研究托卡马克，很快就超过了苏联。后来美国不但发射了卫星，还把宇航员送上了月球。
不久，陈春先有了第二次访美的机会，这次他以个人身份走访了十几个核聚变实验室。同样让陈春先感到惊讶的是，那些先进的实验设备竟然都是一些很小的公司制造出来的，这些公司多不过百人，少的只有几十人。
陈春先问美国的朋友：这些小公司怎么可能成为国家核试验设备的供应商？朋友告诉陈春先，这些小公司都是美国新技术扩散区的新技术公司，新技术扩散区在波士顿128公路、旧金山硅谷两地，那里有着几千家新技术公司。这些公司都由两部分人组成，一部分是大学教授、工程师、大学生，他们有技术，负责产品设计、研发、制造和销售；另一部分人是风险投资家、企业家，是金融界人士，他们负责提供公司创业时期所需要的资金。
朋友的这番话，让陈春先感到非常新鲜。教授、大学生竟然可以办公司，陈春先觉得，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实在是差别太大了。在波士顿128公路，陈春先来到了朋友所在的永磁公司。永磁公司的老板汤姆克是一位荷兰籍的美国人，也是波士顿大学的物理学教授，与陈春先是同行。但不同的是，汤姆克教授同时开着一家公司，为美国航天局供货。永磁公司只有20多个员工，生意多的时候招一些临时工。汤姆克告诉陈春先：我有技术、有想法，其他一些人有钱，二者结合起来就可以创造产品。陈春先问：就这么简单？汤姆克说，就这么简单。
陈春先到硅谷转了一大圈之后，这位核聚变物理学家的头脑里也发生了“核聚变”。
回到北京，陈春先眼中的中关村已经完全不一样了：既然中关村也有那么多大学和研究所，中关村的科技人员密集度不亚于硅谷，不亚于128公路，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像美国人那样做呢？于是，陈春先给物理所打了一份申办公司的报告。然而，那是在1979年，个人办公司是闻所未闻的事，在当时简直像是说梦话，不出所料，他的报告石沉大海。
陈春先又找到北京市科协，于1980年12月，与物理所的10多位学术骨干一起成立了“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”。那时候不敢叫公司，只能叫服务部、服务中心，实际上就是公司，就是中关村第一家民营科技公司。
为了这家民营科技公司，陈春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他被认为有经济问题，大会上被点名批评，说服务部是“科技二道贩子”，服务部发的津贴是鼓励科技人员不务正业。于是，很多人都后悔到服务部兼职，后悔跟着陈春先一起干，还有人把得到的津贴、奖金塞在一个信封里，悄悄还给了陈春先。陈春先被立案审查，服务部也被封门查账，面临解体。
然而，转机突然出现了。1983年1月25日清晨，纪世瀛被一阵紧急的敲门声惊醒。纪世瀛是和陈春先一起创办服务部的骨干，他所住的中关村88号楼里，还住着陈景润、杨乐、张广厚等著名科学家。这天清晨，有人在门外喊他赶快打开收音机听北京新闻。纪世瀛打开收音机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放有关他们服务部的报道，中央肯定了服务部的做法，认为陈春先带头开创了新局面，可能走出一条新路。大家很快跑到服务部，相互抱在一起，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。
有人说，陈春先的一小步，是改革开放的一大步。我觉得恰如其辞。
陈春先是四川成都人，先后在四川大学和莫斯科大学学习，后来到北京中科院物理所工作。他是一个外来移民，在这个意义上说，中关村的文化是北京的外来文化。我认为，一座城市要不断注入外来的东西，不断注入新的东西，这座城市才会变得越来越现代、越来越立体，而中关村正是这样给北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。
“只赚5元钱”的创业故事
此后，一大批中科院、北大、清华的知识分子纷纷“下海”创业，京海、四通、信通、科海、联想等民营科技公司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，陆续在北起燕园、南到白石桥这条几公里长的大街上安营扎寨。1985年，闻名中外的“中关村电子一条街”初具雏形。
上世纪90年代，中关村有几个非常有名的电子市场，主要经营电脑配件。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四海市场，市场几层楼上上下下有几百家铺面。那时候，品牌电脑很贵，大家就买配件自己组装，所以电脑配件生意非常红火。但是，要想在这里做生意，需要租一个柜台，有一个年轻人连这点本钱也没有，于是他就给这些柜台供货，建立自己的客户群。那时候，一个机箱的利润在15-30元，由于机箱沉，不易搬运，许多店铺不愿做这个生意，这正好给这个年轻人留下了机会。他每天骑着自行车，一手拿着机箱，一手握着车把，车后还挂着好多个键盘，七扭八歪地在路上送货。
除了成本，每个机箱别人能赚10元、20元，他坚持只赚5元钱。他的口头禅是：“我就赚你5元钱，包退包换。”后来，“只赚5元钱”，成了他的信誉和名声。你别小看这句话，“只赚5元钱”，这不仅是生意经，更是包含了人性的准则。什么准则？诚实、信任，它打破了买卖之间的界限，建立起了透明的关系，达成了人性原则和商业原则合为一体的契约精神。
他的生意越来越有起色，改骑三轮车送货了。三轮车比自行车拉货拉得多，但也有麻烦。三轮车一次可以装4箱键盘和4个机箱，但是他只有两只手，一次只能搬两箱上楼，怎么办？他的办法很原始，就像蚂蚁搬家一样，先拿两个机箱进去，在自己的可视范围内把东西放下，再回过头去搬其他货物，就这样一次次地搬运，终于把所有货物都送到指定地点。
当时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，和他一样给柜台送货的，大部分是来自安徽、河南的农民。但这个年轻人不是普通人，他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高才生，他完全放下了大学生的身段，真正像个农民一样参与竞争。最终，他凭借着渊博的知识、“只赚5元钱”的信条，以及蚂蚁搬家式的吃苦耐劳，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。在我看来，他这棵树根扎得这么深，能不长成大树吗？
他卖的键盘后来贴上了自己的标签，叫“小太阳”。在当时，小太阳键盘每个月的销量达到3万台，占全国市场70%的份额。他是中关村第一个将彩显、机箱、键盘都统一贴上“小太阳”标签的人。后来，“小太阳”又改名为“爱国者”。
说到这里很多人已经知道，这个年轻人就是爱国者集团总裁冯军。
2008年9月25日，中国的神舟七号发射成功，神舟七号舱内记录并存储着大量信息，存储装置就是由冯军的“爱国者”提供的。2006年，冯军获得央视“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创新奖”，与柳传志、马云、王健林一同创立中国企业家俱乐部。2007年，冯军参加达沃斯论坛，成为“世界青年领袖”。这棵树已经长得如此枝繁叶茂。
来自陕西西安的冯军，身上有一种中国人特有的奋斗精神，这种深厚的民族性格也是中关村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
“汉字激光照排之父”王选的奇迹
中关村还有许多精彩的故事，比如出生于上海的王选，被称为“中国当代毕昇”。原先，报纸、印刷品都是通过铅字排版印刷，费时费力，而王选发明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，实现了我国出版印刷行业“告别铅与火，迈入光和电”的技术革命。
照排这个项目，第一代是上世纪40年代美国发明的手动照排机；第二代是上世纪70年代流行的光学机械式照排机；第三代是运用数字存储技术，当时在美国很流行；第四代则是用激光扫描的方法，但是1975年的时候还处在研制阶段。
当时，中国出版业的现状仍是铅字排版和印刷。为改变落后状况，1974年，我国设立“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”，简称“748工程”。当时共有5个攻关班子从事汉字信息处理系统的研究，其中包括清华大学、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、北京印刷厂、中华印刷厂、上海印刷厂，每个机构都由强大的专家团队组成，进行研究和攻关。
1975年的一天，5家机构提交了各自的方案。然而，突然还有另外一个人，也就是王选，当时他只是北京大学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助教，他以个人名义也提交了方案。历史就是这样有意思，总有人单枪匹马，就像陈春先一样，挑战一件不可能的事情。
当时的5个攻关班子中，有2个选择了二代机，3个采用了三代机。在汉字信息的存储方面，这5个采用的全部是模拟存储方式。但在经过大量的资料研究后，王选大胆提出：跨过当时流行的二代机和三代机，直接研制世界上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。
几经曲折，王选的技术方案得以报批，王选和同事们开始了研制原理性样机的攻坚战。为了攻克汉字字形信息的计算机存储和复原输出的世界性难题，王选从一个科技人员变成了一位文字专家，他从科技的角度去研究中国文字的各种规律，他甚至比所有的文字专家研究得更加透彻。最终，历经艰难，1979年，我国首个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研制成功。紧接着，王选努力将成果转化为商品，和产业相结合。他与多个协作单位联合攻关，紧跟市场需求，先后研制出8代汉字激光照排产品，使中国的传统出版印刷行业得到了彻底改造，成为用自主创新技术改变传统行业的典范。
此后，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又走出国门，不仅占领了华文报业市场，还出口到发达国家。而从1975年到1993年，为了抓紧时间不断攻关和创新，王选连一个完整的节假日也没有休息过。王选生前十分推崇这样一句话：“献身科学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样生活，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的不少乐趣，但也会得到常人所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。”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王选的身体状况一直非常糟糕。早些年在北京工作时，他就患上了一种不知名的疾病，生活无法自理，无奈之下只能回上海养病。后来回到北京，仍然一直病病恹恹，看了所有的医院，医生都表示治不好他的病，从身体角度来说他完全就是一个病夫。他在宣读自己的方案时，都没有力气读完，只能让他的妻子陈堃銶代他宣读方案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个病人，却创造了惊人的奇迹，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。
总而言之，在中关村创业初期，那些创业者之所以能在新的环境中扎根并顽强发展起来，原因是一样的：他们身上爆发出一种将文化力量和人格力量融为一体的精神。就像我之前所说的，中关村是改革开放的创新样本，中关村的文化是各地不同的文化融入北京文化，并最终汇聚成了改革开放的洪流。
